四川是我的祖居地，重庆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乘船离开重庆到北京了。工作期间我曾有机会到四川和重庆出差，退休之后也曾参团到四川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都江堰、九寨沟、峨眉山与乐山大佛等地旅游，因此，对川渝，我既有亲切感，又有文化的认同感。但是这种感觉仅仅是遥远的、模糊和碎片式的。

今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我们参加了朋友策划的“天府之境文化康养研学”小团，二十天的行程覆盖了重庆和四川的11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全省18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注1]，从重庆进入四川，北上至广安、南充、巴中、广元后，南下至绵阳、德阳、成都，再向西至雅安、泸定、康定、丹巴，回头向东至都江堰、成都后，向东南至资阳、内江，返回重庆，形成一个小闭环。整个行程3000多公里，内容极为丰富，安排十分紧凑，收获远超预期。只是由于每天大量的行走，在行程结束时，我的膝盖疼痛不仅没有减轻，又增加了足底筋膜炎，十分痛苦。所以，此行“文化研学”名符其实，“康养”于我而言，则徒有虚名。

此行中的自然景观包括：享有“蜀山皇后”美誉的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奇观之一的墨石公园、意为“东方白耗牛”的亚拉雪山、漫山遍野茶树的蒙顶山、断崖峭壁上的剑门关、千年古柏成林的翠云廊、一路杜鹃花与雪水激流伴随的康定木格措景区和植被丰富、峡谷纵深的大熊猫景观山道等。人文景观则更多的令人兴奋：从体现古代巴蜀文化与青铜文明的巴人石头城、宝墩、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到反映西南古代交通与商贸交流的运盐古道、茶马古道、剑门关蜀道、蒙顶山茶文化博物馆、罗泉古镇和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从石窟艺术最后的殿堂、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到四川境内最大的石窟群——千佛崖和享有“盛唐彩雕，全国第一”美誉的南龛石窟；从演绎三国历史的昭化古城、剑门关、白马关和阆中古城，到反映烽火岁月抗战文化的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重庆新华日报旧址和建川博物馆；从展示红军长征与红军在四川红色文化的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苏区将帅碑林、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恩阳古镇，到记录新中国研制“两弹”历史的两弹城；从游遍古蜀大地、留下无数诗篇的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的李白文化纪念馆和杜甫草堂，到致力民族复兴的爱国知名人士晏阳初、张澜和范长江纪念馆；从传承藏族文化的千年藏寨，到创新基层治理的现代文明村——明月村等,四川几千年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全程中我们参观了32家博物馆[注2]、12个古城、古镇、古寨和现代村落[注3]和3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注4]。此行中最令我高兴的是，我们有机会拜访了爸爸的老朋友、已94岁高龄的老新闻工作者范叔叔一家，听范叔叔讲述四川的精彩故事，并在拜访中，惊喜的获知，范叔叔的夫人金阿姨竟是拍摄野生大熊猫的第一人，被国际业内人士称为“熊猫小姐”。每天清晨我们都在兴奋和期待中启程，夜晚则在疲劳和满足中入眠。

驾车行驶在环绕四川盆地层峦叠嶂山间蜿蜒曲折的公路上，一路伴随着从北向南川流不息汇入长江的江河；步行在千年的茶马古道、蜀道和千年古柏树林中，品味着古道的沧桑与艰辛、古柏的坚毅与挺拔、历史承载与厚重；踏在千年古城古镇鳞次栉比商铺中间的石板街道上，感受着千年文化的传承和蜀地人们生活的休闲与多彩；驶过川西北海拔4000多米高原上漫天飘雪的垭口，体验与成都平原完全不同的高寒气候；奔驰在省际高速公路上，穿过数不清的山体隧道和跨河大桥，享受着现代交通的便利、舒适与快捷；参观一个又一个建筑面积庞大、馆藏文物丰富的博物馆，穿梭在历史的长廊中，我们为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自豪，同时也为四川在中国历史上书写的辉煌一页点赞，对川渝的认识也相对完整和清晰。

一、巴山蜀水孕育辉煌的古蜀文明

1、千条江河、川流不息

位于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的四川，总体分为东部四川盆地与丘陵、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地三大部分。西高东低的地貌地势，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脉和四川盆地自西向东展开，形成巨大的落差。盆地四周被北部的秦岭、东部的米仓山和大巴山、南部的大娄山、西北部的龙门山和邛崃山等高山环绕，山高谷深，纵横交错。

河川径流极为丰富、拥有大小河流1400多条的四川，被誉为“千河之省”。四川盆地中部，岷江、沱江、嘉陵江从北部山地向南流入长江；四川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北段，山河相间，呈南北走向，自东向西依次为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和金沙江。流经四川盆地西部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它沿途接纳了九十多条大大小小的支流。一条岷江的流量超过了黄河的两倍多，其水力资源蕴藏量占长江流域的五分之一。

群山环绕的巴蜀之地虽然“四塞”，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闭而不塞，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多可通航的众多河流，贯穿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的岷江与嘉陵江至长江的航道，是巴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大动脉。秦巴山脉与横断山脉的各条河谷，成为巴蜀先民走南闯北的交通要道。四川盆地通往我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在商代就以形成雏形。盆地通往北方的地区的褒斜道、陈仓道和和金牛道，在先秦时就已开通。北与中原长久往来，南与西南各族保持密切联系。[注5]

横断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巴蜀文化曾以这里的山间谷道与河流为通道，对西南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阻而不闭；汇入长江的千条江河，成就了开放包容的巴蜀文化。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岷江、沱江、乌江等水系组成的水上运输网，成为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命脉。

在被崇山峻岭环抱、交通环境极为恶劣的四川盆地，2000多年前的李白感叹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同时也吟唱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篇。我们一路在高耸入云、险峻陡峭的大山中上下穿越，蜿蜒前行，在最原始、最艰险的剑门蜀道步行，体验蜀道的艰难、感悟蜀道的历史故事；同时也在重庆嘉陵江边、雅安的大渡河边与泸定河、康定的多折河边…，目睹滚滚向前、川流不息大江大河的气势，感受其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

2、巴蜀文化，交相辉映

此行中所参观的四川省博物院、三峡博物馆、宝墩遗址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都江堰以及神龙山巴人石头城等，让我们对于巴蜀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巴蜀文化的发展特点与祭祀体系、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后对中央集权帝国的贡献等有了较清晰的了解，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不同于殷商大型青铜器的以体现神权与王权祭祀文化为主的精美青铜与金器、玉器制品。

湖北省武落钟离山（现宜昌市）一带，是巴人祖先廪君务相掷剑称王之地。起源于这里的巴人，曾为争夺盐业资源与“盐水神女”的母系氏族展开争战，赢得战争后，建立了巴王国。巴人善乐舞、信巫鬼、崇白虎。作为武王伐纣联盟军队的先锋部队，作战勇猛的巴人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打败了殷商军队，之后成为周王室分封诸侯国之一。春秋时期，巴国不敌楚国扩张，从汉水上游迁徙至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鄂西、峡江地区，都城从湖北清江迁至重庆。迁至川东、峡江地区的巴国，成为当地各个土著族群的统治者，迎来了巴文化的全盛时代。

四川广安曾是巴人迁徙后的栖息地。神龙山是古巴国通往秦蜀的门户。我们参观了集军事防御、祭祀朝圣、商贾汇通、豪门贵族安居功能的千年巴国古城堡要塞——巴人石头城（倪峰城）。依神龙山天险而建的倪峰城，用数万块上吨重的条石建成，易守难攻。进入这座千年的古城堡，行走在石头建筑的厚城墙上、登上巨石之上的龙门关、站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巴国门户朝圣要道上，我们感受数千年前巴国军事防御的坚固与建造之艰难；穿过城堡内大树成荫下一座座刻有白虎、蛇龙图腾符号的石头房屋，如同进入一座神秘的宗教殿堂。

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和大禹等有关。从岷江上游兴起的蜀人氏族，信仰神巫，历经五个氏族的统治，建立了蜀国。在商周更替之际，蜀国也参与了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的战争，后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大国，约在战国前期迁徙至成都平原。

近百年的考古探索，勾勒出比历史记载更为真实的古蜀王国。作为古蜀文化源头的宝墩文化、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遗址和古蜀王国最辉煌的金沙.十二桥遗址，向后人展示了千年古蜀文化的发展。位于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巴与蜀，在并存中交融、发展，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1）古蜀文明的序幕——宝墩文化

气候湿润、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河网稠密，环境优渥，适合人类居住。距今5500至4300年左右，宝墩先民开始在成都平原繁衍生息。新石器晚期，来自马家窑文化营盘山遗存和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关遗存两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在成都平原上相遇、碰撞并汇聚成具有区域特征明显的“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500～1700年）——蜀文化之源头。

考古挖掘出的八座史前城址，是古蜀先民走出岷江沿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最早修筑的城址，包括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大邑盐店等50处遗址。

我们在宝墩遗址博物馆看到这八个遗址的礼器、墓葬水利设施及城墙的构建等。这些文物证明，当时宝墩古蜀文化已出现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的组织。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发现的蜀地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长江上游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始源。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文明、从旱作农业到稻作农业、从简单社会到文明社会，蕴含着古蜀先民的智慧与创造，拉开了千年古蜀文明的序幕。孕育了古蜀文明的宝墩文化，被认为是三星堆古蜀文化重要的来源之一。此时与宝墩古蜀文化遗存相对应的中原文化则是龙山文化至夏代早期。

2）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现——三星堆文化

距今3700年左右，包括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等外来文化进入成都平原，冲断了宝墩古蜀文化正常演进的进程，使整个四川盆地的文化发生了突变。随之而起的是继承本土宝墩文化（例如陶器和石器制作风格、建筑风格和丧葬习俗等），同时又包含二里头文化的三星堆文化。最初也是古蜀某个氏族部落大型聚邑的三星堆遗址，随着氏族的强盛而成为殷商时期古蜀王国的重要都城。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文化遗存说明，三星堆古蜀文化经历了几个阶段，延续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晚期至商末周初。宝墩古蜀文化孕育了三星堆文明，两个遗址所表现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奠定了古蜀文明延绵不断的基础。宝墩遗址博物馆里展示了比较宝墩遗址文物与三星堆遗址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相似的图表，从中看出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证明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

位于四川广汉市附近的由数十个大型遗址群组成的三星堆遗址，向人们展示了3700～3200年前三星堆古蜀文化的辉煌。在这些遗址群中，构成早期文明的城市、青铜冶炼和礼制建筑等要素，不仅集中、同时出现，而且已发展至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长江上游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

在原三星堆博物馆基础上扩建的博物馆，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2023年7月才对外开放。新馆内展示了从1986年以来考古挖掘的大量三星堆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等，其中青铜雕像群和青铜树尤具特色，十分震撼，不仅工艺精美，而且寓意神秘。与中原殷商王朝祭祀供奉的宗庙大型礼仪青铜器不同，代表古蜀祭祀文化的是以神权与王权为象征的大量神巫或神灵偶像的青铜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像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与真人大小基本一致的这座全身人物青铜雕像，头戴花状高冠，身着前后饰龙纹的衣襟，双手握成圆形，赤足配脚镯，立于双层方座之上。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比史书记载秦始皇收集天下兵器铸造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要早约八个世纪。即使是古埃及和古希腊在这一时期也未发现如此巨大、精美的青铜雕像。青铜神树体现的是一种人神交往和通天的祭祀观念。此外，大量的佩戴头饰的各类青铜人头像和戴黄金面具人头像也很有看头。这些头像高鼻阔嘴、宽额大耳、纵目突起、很多带有金面具。一些书籍和资料将这些头像的面具称为面罩，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古埃及和古希腊出土的带有金面罩的国王或木乃伊均为逝者，用意在于保护逝者面孔。而三星堆青铜头像上的金面具，则反映的是古蜀人的等级观念和祭祀的祖先偶像。在博物馆内众多人围观的还有一具金光闪闪、工艺精湛的金仗。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一根代表古蜀王国最高政权的象征物。但是如果是王仗，为什么没有手柄呢？对此，目前还是个谜。三星堆青铜造像生动的反映了古蜀人丰富的形象思维、高超的青铜铸造艺术和通过神化体现至高无上王权的祭祀文化。

在看过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展览后，我们认为，虽然三星堆考古文物所体现的内容至今还有待于厘清，但是被一些专家宣传的过于神秘而产生误导，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

3）古蜀文明的辉煌——金沙文化遗存

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仅38公里的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距今3200～2600年）古蜀王国的中心。金沙文化遗存从一个氏族部落的栖息之地发展成为一个昌盛的大型聚邑，并取代了衰落淹没的三星堆，接纳了从三星堆迁移而来的蜀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成为成都平原上新的文明中心。因此，金沙遗址在文化上既保留了本部族的传统习俗特色，也融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延续三星堆古蜀文化信仰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在不断吸收中原和荆楚的礼乐制度基础上，放弃了原有的神权文化，将世俗的王权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充分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辉煌。

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造的金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4万平方米。丰富的馆藏文物展示了原始遗址的祭祀坑、宫殿遗址、居住区及数以千计的精美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和数以吨计的象牙等。原始遗址和所挖掘文物相结合式的方式，揭示了古蜀国盛大的祭祀活动场面，让观众对古蜀金沙文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相比于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展馆布局更加人性化、内容设计更为清晰、文物工艺更加精美、展品介绍的文字内容质量更高、对文物的分析更有科学性和有说服力，且博物馆商店出售的文创商品也很有特色，价格十分合理。对此，我们在金沙博物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赞赏的评价。

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精选了2000多件出土文物，大量璀璨的黄金器饰物，其数量和工艺精美的程度都令人惊叹。与三星堆博物馆内展示的金仗、金面具、金虎和金叶饰等文物相比，金沙遗址博物馆展示的金面具、金冠带、太阳神鸟的金箔饰等数十件金饰器物，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工艺上似乎更加精细，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

最引人注目的是用镂空方式制作的太阳神鸟。这件整体为极薄圆形片，分为内外两层，内层的圆圈周围，有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外层是四只逆向飞行的鸟。整个图案充满了动感，犹如一个旋转的火球，周围的飞鸟图案犹如红色的火鸟。那火红的圆盘和耀眼的光芒，很明显是古蜀人对太阳崇拜的表现形式。这个小巧袖珍的太阳神鸟金箔饰，是古蜀人鸟崇拜与太阳崇拜信仰的生动展现。如今这个图案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时也是成都的城市标识。我们在金沙博物馆的文创商店买了太阳神鸟的金箔片纪念品作为留念。

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小型金面具，虽然造型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比较相近，说明了两者的亲缘关系，但是制作更为小巧精致，说明其作为祭祀的供奉的性质不同。与之相似的还有小巧的青铜立人像。人头像上戴有弧形旋转的冠饰，具有丰富象征意义，使人联想到太阳的光芒。它代表的可能是古蜀人掌握神权和王权的贵族，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巫师。金沙遗址出土的数以吨计、约有1000多根的象牙也是至今都未能揭开之谜。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其用途是啥？来自何方？用象牙雕刻品作为祭祀物的文化，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和安阳殷墟出土的随葬品中都能看到相似的习俗。但是大量未加工的象牙作为祭祀物品，却是古蜀人的独特，他们对大象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崇奉之情。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带有图案的礼仪性玉琮、玉璧和玉璋，不仅玉质精美，而且充分体现出“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仓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玄璜礼北方”的周礼祭祀文化。

如同三星堆遗址文物的震撼力一样，金沙遗址文化遗存以其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让后人看到了商周时期成都地区灿烂的古蜀文明。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构成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先后与周边族群交流互动，共同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巴蜀文化创造的青铜文明和金器制作工艺与理念，完全可以与中原文明相媲美。

二、富饶天府奠基中原王朝的统一与建业

1、富饶天府、战略要地

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兼并巴蜀，结束了巴蜀雄踞西南的历史。巴蜀文化随着秦国势力的向外扩散，逐渐融入到华夏文明之中。在百多年的岁月中，秦国充分利用巴蜀的富饶物产与资源优势，将巴蜀作为统一六国的战略后方而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蜀守李冰在古蜀人长期与洪水搏斗而积累的治水经验的基础上，集科学原理与智慧，根据江河出山口处地形、水脉、水势、采用无坝引水，让岷江水自流灌溉，成功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泽被千秋万代，使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逐渐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饿”的天府之国。秦国因据有巴的盐资源与蜀的粮资源，富裕充盈，增强了实力，具备了建立统一国家的物质基础，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公元前209年，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汉王朝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以巴蜀地区为大本营，掀起开发边疆的高潮，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郡县，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奠定了我国西南边疆版图。同时，秦汉地区向巴蜀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对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据统计，汉代巴蜀的人口，从西汉元年的76万多增至东汉（138年）的470万。东汉时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以蜀锦、井盐、漆器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中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巴蜀地区在秦汉三国时期稳定发展。历经秦汉的数百年经营，巴蜀水、陆畅通，成为南、北、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中原王朝下的天府之国人民，在富足的环境中，养成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并延续至今。我们在四川省博物馆中看到的古蜀陶俑，个个都是面带笑容，十分可爱。在行程中我们遇到的所有四川当地人，不论是餐馆老板，还是酒店服务员，或是出租汽车司机，都是那么淳朴、宽厚、热情，乐于助人，让人从心里感到舒服。

此行我们再次参观都江堰，站在鱼嘴分水堤上端，近观滚滚的岷江水分别流向内外两江的画面，感慨万千。内江水通过两千多年前在山腰巨石间人工开凿的宝瓶口节制闸后，经过纵横交错大小鱼嘴的灌溉渠道，为成都平原提供充足的水源。离堆与鱼嘴之间的飞沙堰坦途，起到导水作用，在洪水季节时内江的泄洪排沙道。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发挥了分流、滞洪、引灌的作用，既保证了平原的用水，又不会形成水灾。多么了不起的伟大水利工程，不仅代表了先秦时期水利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缔造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其科学技术原理至今都在沿用，千年的工程持续惠及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和民生。李冰父子的功绩，对于今天所有的水利工程都有可借鉴之处，他们恰到好处的利用有利地势，以不改变自然环境、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顺从自然规律，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谐统一。都江堰是中国人永远的骄傲。遗憾的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曾经的博物馆在疫情期间关闭后，就彻底消失了，令我们非常失望。参观的游人只能听任一知半解的导游随便讲讲，不可能更多的了解这项伟大工程的全部。

2、蜀道四通、生生不息

古代沟通四川和陕西的蜀道，是由多条道路组成的交通体系。狭义的蜀道，仅为四川境内段南起成都，北止于广元七盘关，全长450公里。作为四川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蜀道如同动脉一样，将巴山蜀水与中原王朝的中枢相联系，在各个历史阶段，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军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通八达的蜀道，见证了历代战争的腥风血雨和交通落后年代中人们生活的艰辛，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内涵。蜀道上生生不息的人流、车流与物流，为成都平原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书写了巴蜀文化的精彩历史。通过四通八达的蜀道，盐、茶、丝、铁等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在政府的管理下，有效的流通。至今，广元地区分布的南段蜀道金牛道、米仓道和阴平道，是蜀道遗址遗迹保存最为完整地区，也是蜀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核心区。

此行中，我们踏过了千年的运盐道、茶马古道和古蜀道，尽管如今很多已经被公路所替代，但是我们仍能从通向四面八方的石板路和曲折蜿蜒的山间公路，感受蜀道千年的艰辛及其在四川历史中动脉般的重要性。

1）以丝绸与蜀布为主要交易的西南蜀布商道

先秦巴蜀地区的商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已辐射四面八方，但主要是西南方向的“蜀布之路”[注6]。这条长达万里的西南商道，东段要经过澜沧江、怒江天险，中段沿途则是印缅地带的丛林密箐，西段则需翻越高山、穿过沙漠从阿富汗、伊朗地区进入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再向西行。在这条商路上，外域民族与蜀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荥经红铜、越西牦牛、西昌绵羊、丽江马、南亚象牙以及奴隶。古巴蜀，主要是古蜀人与外族、外域交换的商品则主要是丝绸和蜀布。蜀中丝绸昂贵，只有印度以远地域的奴隶主贵族才有实力购买。蜀布（苎麻布）价格相对低廉，且因“汗渍不污，疏能散热，”受到处于高度湿热气候环境里的印缅境内奴隶主和四川盆地以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河谷之地奴隶主的欢迎。[注7]

先秦时期（主要是殷周时期）的西南商道——蜀布之路，不仅开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中西侨民迁徙的路径。数年前我们到云南三江并流区域旅行，曾在澜沧江、怒江天险这段路体验过。

2）以布帛、铁器、茶、马为主要交易的南向丝绸之路

秦汉以来的蜀道商路，通常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它的两条主干线均以成都为起点，一条是西路（其北段为秦汉时期的“旄牛道”），经双流、新津、邛崃、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西折大理，进入缅甸，到达印度；另一条是东路（其北段为先秦已开通的“五尺道”），经彭山、沿岷江南下，经乐山至宜宾，再经高县，西折入横江河谷，经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楚雄，抵大理后与“旄牛道”会和后经宝山入缅甸，西行至印度。

这两条南向商道在战国秦国时已经开通。秦统一全国后，对西路的“旄牛道”和东路的“五尺道”加以整修，汉武帝又在此基础上整治。“旄牛道”以输出布帛和铁器，输入奴隶为主。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致使旄牛道绝道百余年。三国蜀汉时，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运输粮食，就是通过“旄牛道”进行的。 唐朝时期与南诏的交往，则以“五尺道”为主。

3）与中原往来的北向主要交通干线

商周之际，从成都平原向东北的商道一为水路，即为从沱江入长江东下至三峡的“乌盐之路”，运盐者以巴人为主；二为旱路，既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川陕交界处的米仓山，至汉中盆地、渭水平原。这条路从成都平原北上德阳、绵阳，过梓潼五妇山、剑门关、广元朝天驿、穿金牛峡，越川陕交界的七盘关，进入陕西，再进入河南。这是一条古蜀文明与殷商文明交流的主干线。这条路的渭水以南部分，就是后来的道和褒斜道。

北起陕西勉县，经宁强过七盘关入川，再至广元、剑阁到成都的金牛道，全长600公里。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金牛道，自开凿以来，成为蜀地通往中原与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这是一条极具人文含量的古道。历史上，武王伐纣，蜀国从金牛道出兵与各诸侯大战牧野，赢得了立足西周各诸侯国的地位。三国时期蜀魏交战，诸葛亮、姜维全部是通过此道北上。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以及明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出陕南移，均经此道入蜀。后来的川陕公路也循此道而行。由剑阁经阆中至梓潼一段，古称“剑南驿道”，长150公里。驿道两旁千年柏树成林，挺拔高耸，被称为“翠云廊”。数千年来，这条驿道屡经修葺，至今部分青石板上仍然是车痕宛然。

我们此行正是从昭化古城，沿着这条古蜀金牛道，步行经过原始的天雄关、山水太极观景平台、竹垭子和松宁桥等重要古蜀景点，再驱车前往、翠云廊的。站在天雄关附近的山水太极观景平台上，可以清晰的看到嘉陵江水环山洄澜形成的壮美自然景观。行走在山间开阔原野的古石板道上和“翠云廊”古柏之间的古蜀道上，浓郁的历史气息迎面而来，沉浸式的体验似乎是在穿越历史。看到如此集中的高耸笔直的千年古柏，让我们不禁探寻古柏与蜀道的关联关系。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达全国的驰道，在道路两旁种植松柏。驰道的修筑，对于秦帝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条剑门古柏蜀道，应该是早于罗马大道的。又相传，三国名将张飞为防止部队在深山中迷路，便组织军民种柏树，修道路，并严加保护。北宋皇帝曾亲自下令在此大规模植柏。此后，历代维护，尤其是明代颁布实施了“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延续至今。当地的百姓共同守护柏树，使千年古柏得以成林。古道、古柏，千年大计。

在看过三星堆博物馆后，我们猜测，种植古柏与古蜀人将古柏树作为通天的圣物而崇拜；因此选择种植古柏并予以保护，相信与古蜀人的信仰也直接关系。此外，柏树长寿、挺拔和坚韧的风格也是皇家园林选择种植柏树的原因。我们在翠云廊的2300年古柏前了解到，六十年代，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亲临此地，嘱咐要保护好千年古柏。

剑门关是金牛道的第一关，连山绝险，因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白曾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诗句形容剑门关。巴蜀王国参加武王伐纣经此关；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又在大剑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峙处，倚崖砌石为门，置阁尉，设戍守，谓之剑阁，成为军事要隘。三国后期，姜维重兵把守卫剑门关这一蜀道天险屏障，魏军则偷渡阴平小径，直取成都。我们到达剑门关时，正值五一节，因游客太多，我们只能在山崖处，远观剑门关关楼。

罗江白马关是秦入蜀的最后一道关隘，是整个西川、成都平原的屏障，也是金牛道的最后一段。入白马关后，便是成都平原。在白马关景区的古驿道介绍上，这样描述这段路的艰险：“北至长安910公里，南至益州（今成都）90公里。蜀道难至此始，亦此终。越秦岭南下至此后为坦途，自成都北上至此路途险难。”白马关内有刘备的军师庞统的祠墓。庞统辅佐刘备奠定蜀汉之基，在攻取广汉之战中遇难。刘备将其祠墓建于白马关内的鹿头山。

地处广元城北的千佛崖，创建于南北朝时期，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金牛道上著名的栈阁。这里石壁斗立，悬崖架木作栈而行，是蜀道上著名的险阁，蜀道咽喉之所系。杜甫“石柜曾波上，临虚动高壁”即指此处。古代的金牛道，今天仍然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从成都去往兰州、宝鸡和西安的三条高铁线都经过这里。

我们沿着崖壁狭窄的石板道攀爬，欣赏着唐宋时期的摩崖佛像。在悬崖上居高临下，下面是开阔的嘉陵江水，江面上纵横交错的大桥，来往的火车和高铁频繁穿过，几乎每两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开过。千年的历史变迁在这里展现，令人不禁感慨万分。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时代场景已经完全改观了。

三、天府沃野、千里古道孕育厚重的历史文化

此行中，我们在四川南部的内江参观了古代盐镇——罗泉镇，在川西的邛崃游览了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夹关古镇，在成都崇州游览了茶马古道上重要驿站的街子古镇，在广元参观了“全蜀咽喉、川北锁匙”的三国古城——昭化城，在雅安昔日蜀道驿站的上里古镇住宿，在南充参观了曾是巴蜀重要军事驻地的阆中古城，在川西甘孜州首府、茶马古道重镇康定住宿，在川东巴中游览了古蜀道上的重镇恩阳古镇等。这些古镇驿站，诠释了古蜀道“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二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的古道驿站交通体系，积淀了千年的盐井文化、茶马文化、三国文化和汉藏文化。我们从一个个古城和古镇中，感受天府沃野哺育的厚重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也从近年来各地政府为发展文化旅游，重建古城镇，加强与旅游相关的住宿、餐饮和商业设施建设的变化中，看到旅游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扩展空间。

1、四川古老盐井文化的缩影——罗泉古镇

盐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是历代王朝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也是税收的重要来源，由朝廷专管专营。远古时代的巴蜀人，主要靠川东地区的盐资源。秦征服巴蜀后，为了满足盐需求，委任“识天文地理，又识水脉”的李冰[注8]负责开凿盐井。李冰开凿的大口浅井，结束了巴蜀盐业生产的原始状况，揭开了井盐开发史的序幕。据有关资料，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的记载，是四川，也是我国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开凿盐井的记录。

因盐而生、地处千年巴文化门户区域的罗泉古镇，保留了巴文化的本底，更是千年盐文化的村镇，同时又是近代辛亥革命开端的地方。自三国时建镇，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但罗泉井盐的历史已有2200余年，比自贡盐井的历史还早500多年。罗泉镇曾经井架林立，商业繁茂。至清同治元年时，罗泉井的数量已达1200眼，最盛时，年产盐2252吨。至今，罗泉镇仍保留着中国唯一供奉盐铁专卖的鼻祖管仲的盐神庙——这座见证罗泉盐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从盐神庙的规模可以看出当年罗泉镇的重要，从盐神庙内目前仍保存的天下最早开采盐的古盐井和警示盐官要循规守法的盐井上方砖雕，了解我国最早盐政管理的制度。盐神庙内东盐井和南盐井的墙壁石刻，是一幅上方悬挂着一把宝剑，下面是管理盐政的官员和制盐的盐商，寓意盐政官员如果徇私舞弊、盐商没有按规定取卤水制盐，必将受到处罚。古镇有一条连接成渝两地贸易的茶盐古道——嘉兴巷，这条青石板的阶梯，见证了千年前盐商们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用马驮、背扛的方式，艰辛的将罗泉优质的食盐运至远方。正是由于政府对制盐的严格管理和盐商、盐工们的劳作，成就了罗泉千年盐镇的名声。

2、米仓古道上的第一重镇——恩阳古镇

米仓古道是蜀地通往中原三条主道中最早的一条古道。依大巴山之南，居四川东北部的恩阳镇，则是米仓古道的第一重镇，有“千年米仓道，早晚恩阳河”之说。迄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的恩阳镇，因居古道要津，拥有水陆码头，而人聚财兴，商贸繁荣。流传川东北的一段顺口溜形象的描绘了恩阳的魅力：“通江河哇南江河，好耍不过恩阳河；大戏灯影围鼓桌，锣鼓喧天睡不着；茶馆酒店通天有，想上哪往哪走；山货洋货码成山，挑夫背子排两边；买不到的买得到，卖不脱的卖的脱；只要到了恩阳河，不耍半年走不脱。”

在8.2万平方米的恩阳古镇，目前仍完好保存着18条纵横交错的街巷和589幢具有川东北特色的明清民居建筑。此外，持续上千年的排水系统使恩阳镇从未遭受过洪涝和火险的灾害。由此可见恩阳镇曾经的繁荣和基础建设。

我们在这完全没有商业化色彩的古镇街巷中漫步，从见证历史的青砖青瓦青石板上嗅出历史的味道；从琳琅满目的各类诱人特色商品捕捉当地的生活气息；从纯朴、热情的当地人身上感受川东人的民风。此外，更为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古镇上留下的当年川陕红军驻扎的遗址和标识招牌。（后叙）夜幕落下，商铺门口的灯笼光照石板街道，色彩缤纷，给古镇增添了艺术的韵味。在一家汤圆小馆里，我们品尝了四川地道的美味汤圆，非常享受。能干、实在的老板娘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3、富含茶马文化神韵与精神的古城镇

茶马古道是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商贸之道。茶马古道以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构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川藏道则是北面的主要干线。古称“天府”的四川，是中国茶的原产地。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旄牛道”则是最早的“茶马古道”。有2300年历史的邛崃作为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雅安边茶，作为文成公主随嫁礼品传入西藏后，很快成为藏民的必备饮品。唐宋以后，“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随着茶马贸易的加强，茶马古道也随之扩展。大量的四川茶叶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等地，经成都、都江堰、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唐宋至民国期间的川藏茶马古道，则以雅安为起点，越二郎山，涉大渡河，入康定，然后分为南北两线，两线在昌都汇聚后，再向西藏拉萨。雅安以西，有五大横断山脉和六大激流，从雅安到康定的这段路，是横断山脉中最艰难的茶马古道。

数年前我们曾在滇西北走过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过渡的云岭山脉上的茶马古道，参观游览古道上的重镇丽江、祥云、沙溪与束河；也在唐蕃古道陇西、天水、临夏段旅行，感受汉藏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厚重的历史沉淀。此行中，我们在川藏公路段从泸定往甘孜州的318国道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山上之字形的茶马古道；在曾是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雅安、古道上的驿站新都桥和夹关停留住宿；乘坐缆车登上雅安名山区顶，远眺峨眉山和青衣江，近观满山遍野的茶树风光；参观了甘孜州藏族自治州博物馆、雅安市博物馆和蒙顶山茶史博物馆，对汉藏茶马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强烈地感到，茶马文化昭示的不仅仅是茶马古道的艰险和背夫的艰辛，更是汉藏民族的友谊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探索开拓精神。

1）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雅安蒙顶山

位于青衣江和陇西河二水交汇的雅安，南下凉山、西控康藏，北上成都，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充足的雨水、湿润的气候和北纬30度的地理位置，使雅安从西汉开始，便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产茶区和茶叶物资的源头。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叶，7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安的边茶。

此行我们未能参观位于雅安名山区的始建于宋朝、全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茶马司遗址，有些遗憾。在雅安名山区设立茶马司，最重要的原因是依托生产大量高质量边茶的蒙顶山。在古代，蒙顶山的范围很宽，跨雅安、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

蒙顶山脚下的蒙顶山茶史博物馆和世界茶文化博物馆，以其丰富的茶史文化内容，让我们全面了解了蒙顶山茶作为贡茶的历史、特点、原因及中国茶叶的历史及在世界的地位。西汉时期，雅安人吴理真在蒙顶山改良野生茶树，研制制茶工艺，在蒙顶山种植第一株人工茶树，被誉为蒙顶山茶祖，也是现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蒙顶山从种植到制茶，成为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唐宋时，蒙顶山茶已饮誉天下，成为皇家重要的贡茶和唐代以来排第一的贡品。李白的诗句：“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就是对蒙山茶的赞美。宋代皇帝专门下诏，“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每年蒙顶山的茶有150万吨用来换军马。由此可见蒙顶山茶的品质和数量。蒙顶山茶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进贡至清代末年（1911年）长达千年，在中国茶叶贡茶史上绝无仅有。在茶史博物馆内，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在五十年代视察蒙顶山时写下的文字：“蒙山茶要发展，要与广大群众见面，要与国际友人见面。”我想，这应该是蒙顶山茶走向民间的开端吧。

我们在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上里古镇入住，下榻的酒店，就在雨城区的青衣江畔。清晨，江边的山峦上云雾缭绕，让人感受到雅安的特色。晚上我们在古镇享用了美味的雅安鱼。

2）边茶贸易总汇与汉藏文化交汇的重镇——康定

地处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过渡地带、位于雅拉河与折多河两河交汇处的康定，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目前是甘孜州的首府，古为羌人之地，三国蜀汉时称“打箭炉”，清朝中叶改土归流后，改名为康定，并成为四川南路的边茶总汇之地。

雅安的边茶运到康定后，经藏族茶商加工改装，成为藏茶。顺着318国道往西的古道，是昔日雅安到“打箭炉”茶马古道的热点线路。在这条线路上，运茶的背夫熙来攘往、摩肩接踵。

为迎接东来西往的汉藏商队马帮，安置食宿居间，撮合茶马交易，当地土司、贵族和有地位的人建造了很多锅庄。每每完成交易，锅庄主人会盛装挑起欢快的藏族舞蹈，后称为锅庄舞。

十年前我们从成都进藏经过康定。那时这里交通设施落后、少有商店、酒店和饭店。如今，康定十分繁华，餐馆酒店商店鳞次栉比，夜晚，横穿康定的多折河，两岸灯火辉煌，人们漫步河边，观赏风景。我们享用了美味的晚餐后，在康定情歌广场观看了锅庄歌舞。

次日，我们前往木格措（康定情歌景区），乘景区巴士到达最高点的木措湖，然后在海拔3000多米的景区行走两公里，欣赏沿途杜鹃花与瀑布的美景。尽管是在高海拔区域，但绝美的景观震动着心灵，我的高原反应也不知不觉的消失。

3）古蜀边关与黑茶的发源地——夹关古镇

位于成都市下辖邛崃市的夹关，曾是古蜀的边关，也是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驿站，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依江而建的古镇，目前仍保留着很多临水而居的吊脚楼、碉楼、廊桥和明清时修筑的石板桥，它们见证了当年川西地区茶马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商队与繁华的贸易。夹关古镇是黑茶的发源地之一，代表着四川黑茶的最高水平。我们穿过古桥的廊道，来到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上，正值中午用餐时间，享用了当地物美价廉的钵钵鸡奶油面，一大碗面，仅花5元。

4、古蜀道上的三国名城——昭化古城

四川广元的昭化古城，古时为葭萌关，已有4000多年历史，位于嘉陵江、白龙江、清江三江的交汇处，是中国最早推行郡县制管理的县制地之一，有“巴蜀第一县”之称，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三国古城。春秋战国时，这里曾是蜀国的诸侯国，秦始皇统一后，在此设县，名葭萌。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葭萌（昭化）成为北出四川的一个重镇和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入川第一站便是昭化，刘备在此“树厚恩德，以收众心，”并以此为根据地进攻成都；张飞与马超挑灯夜战也在此地；诸葛亮北伐六出祁山的大本营设在此。

布局严谨的昭化古城，三座明代城门保存完好。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和街道两旁的古建民屋，散发着浓郁的古城味道。在昭化古城，我们参观了始建于唐代的城隍庙，看到了当年张飞栽种的“张飞柏”；还参观了保存完好的文庙、颇具规模的贡院及县蜀衙门府。正值五一节，游客很多，古城中心上演了三国的古装汉服仪式表演，令人感觉仿佛是时光的穿越。

我们下榻的葭萌驿酒店，就在古城的中心，不仅位置好，而且小院幽静，房间舒适。在酒店晚餐时遇到酒店负责人、热心文化旅游事业的敬经理。他热情的招呼我们，并向我们介绍昭化古城的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给我们推荐蜀道的最佳旅游路线，使我们受益匪浅。次日，我们采纳了敬经理的建议，从昭化古城步行至剑门关，体验了徒步行走风景美、游人少、景观多的原生蜀道的乐趣。

5、厚重人文历史的古城镇

1）太初历和浑天说创始人的故乡——阆中古城

四川南充市的阆中古城，地处四川盆地东北缘的嘉陵江中游地段，曾是古代巴国的军事重镇和巴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也是川东北的行政中心。三国时张飞曾在此任巴西太守七年。张飞率兵万人在阆中打败了曹操的上将张郃带领的三万人的进攻，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胜利。张飞被部下杀害后，葬于阆中，后人为其修建了桓侯祠。

棋盘式的古城格局和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融南北风格于一体，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天人合一”的结合，相传古城为天文学家袁天罡所设计。我们在古城参观了汉桓侯祠——张飞庙、明代建的文庙、袁天罡旧居、中天楼、贡院、川北道署和文庙，每一处都是内容丰富，文化味道浓厚。

阆中曾作为四川省会达二十年，因此拥有颇具规模的川北道署和贡院。我们参观了川北道署和贡院。川北道署的展示介绍了道台制度的演变和当时的治理体系及为官之道等。保存最完好的阆中贡院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的科举博物馆，贡院的展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因为阆中古城深厚的科举文化底蕴，使其成为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方。据《阆中县志》，阆中出进士116任，举人404人。

阆中古城还是中国古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西汉著名历算天文学家、浑天说的创始人落下闳（公元前156～前87年）的故居。落下闳最早提出浑天说，到东汉时，张衡（公元78～139年）将此学说形成体系。作为天文学研究的专职官员，落下闳与其他天文学家一起研究出的“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修改为以正月为岁首，被汉武帝采纳，从此，中国人有了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人们因此称落下闳为“春节老人”。中国天文学界认为，“太初历”确定了中国立法体系和结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落下闳在天文学、数学和农学上的开创性贡献，被世界学术界公认，英国科技史学专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天文史上最灿烂的星座。”

晚上，我们在阆中古城小逛，享受了当地的醋泡脚，品尝了当地特色的张飞牛肉，味道确实不错。

2）地方志之祖《华阳国志》作者的故居——街子古镇

位于成都市崇州市西北群山之麓的街子古镇，已有1000余年的建制历史，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古镇以距今4000年双河遗址为代表的川西农耕文化、以晋代古刹——光严禅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上元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以唐代“一瓢诗人”唐求为代表的诗歌文化，共同构筑了崇州地区的文化底蕴。不仅如此，这个千年的古镇还具有其他古镇不具备的至少两点：一是地方志之祖的故乡。被称为“蜀中之蜀”的街子古镇，其原因是撰写《华阳国志》的作者、东晋史学家常璩（公元291～361年）就是在街子古镇人。常璩创造性地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融于《华阳国志》中，全面记述了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的巴蜀史事地方历史、地理和人物，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梁启超将常璩誉为“方志之祖”。二是古镇内保存完好收存和焚烧字纸的专用设施——字库塔。字库塔外壁浮雕刻绘《白蛇传》的片段细纹，是川西地区仅有的精美字库，彰显出街子人崇文尚雅的精神追求。我们在街子古镇参观了“华阳国志馆”，了解了常璩的生平和《华阳国志》的主要内容，获得意外收获。司马迁首创纪传体编年史，而常璩首创地方志，其意义有共同之处。

街子古镇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还因为我们偶遇了一位在小馆里静心读书的长者。我们好奇的与他攀谈，得知他是一位祖籍在街子古镇的水利工程师，已退休，曾参与修建了当地的很多水电站。他给我们讲述了他在1993年参与雅安的一个水利工程中，拯救了78名施工人员的动人故事。如今他已88岁，仍然精神爽硕，还希望为我们拉二胡，但因时间关系，我们与老人告别。小镇的古人与今人，让我们深感四川古镇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文素养。

四、江河古道，见证开放包容灿烂的巴蜀魅力

自然地理优越的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因其拥有众多的江河与润泽千里的都江堰水利灌溉体系，使其不仅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紧密联系，而且免遭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繁荣发展，社会持续稳定。加之自古以来巴蜀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出的四通八达的蜀道，更使群山环绕的巴蜀之地，闭而不塞，开放包容，孕育了乐观积极的巴蜀人民，成就了灿烂辉煌的蜀地文化。从诗仙故乡到涴花溪边草堂；从禅林佛寺到佛教石窟；从千年丹巴藏寨到土司官寨；从“交子”诞生地成都到重庆湖广会馆，我们感受到天府文化开放、包容和博深的魅力。

1、自古诗人例到蜀、壮美诗句留千古

经济发达、文化鼎盛、社会安定、水路交通顺畅和奇山秀水的蜀地，尤其是物产丰富、文化包容的成都平原，如同磁石一般，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到此，其中不乏著名的文人墨客。唐朝初年，被誉为“初唐四杰”的文学家王勃、杨炯、骆宾王等都先后入蜀。盛唐以后，相继到蜀的文学家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杜甫、高适、岑参、元稹、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商隐、刘禹锡、李贺等等。由于唐代蜀地的这种文化现象，因而有“自古诗人例到蜀”的诗句。宋代的苏洵、苏轼、苏澈也是北宋蜀地文化的重要代表。宋代大诗人陆游更是在蜀为官八年期间，使他进入诗词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这些文学巨匠在壮丽的巴山蜀水前留下了无数流芳千古的绝美佳作。吸引络绎不绝的诗人到蜀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李白、杜甫等文坛顶级诗人长期在蜀生活。出于对李杜的仰慕和崇拜，他们到蜀以表达崇敬与缅怀之情。

此行中我们在绵阳江油——李白的故居[注9]参观了李白博物馆，在成都游览了杜甫草堂，对中国文学史上诗仙和诗圣的诗歌、其历史涵义及李杜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出生在今江油市青莲镇的李白（李白先世曾迁居碎叶），年轻时便辞亲远游，遍游巴蜀。中年入朝庭任职，但经历蹉跎岁月后穷愁潦倒。李白以其狂傲的自信，喊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以其磅礴的悲凉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以其无奈的愁绪，写下“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以其悲愤的呐喊，挥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诗句，体现出他浪漫主义的豪放个性、事业不如意后报国的情怀和穷困潦倒的失意、以及他天才的文学成就。

诗圣杜甫因关中三秦之地狼烟遍地，而被迫举家翻越崎岖蜀道，来到成都。杜甫在成都居住的近四年间，创作了271首对成都诗意般城市景观和社会民生方面的诗句。他以对国家破碎的感伤，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以其历尽艰难困苦后的悲哀，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其对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贫困的不满，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希望贫寒的读书人能住上高大的房屋，而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诗篇。诗仙和诗圣的诗篇是我国诗歌文学最高水平的体现，当我们比较两人诗作时，我们认为，李白的诗歌主要是为其个人的境遇抒发不满，而杜甫的诗歌则更从民间百姓的疾苦和社会的现实来表达内心的悲愤。站在杜甫草堂前，我们对杜甫的崇敬更胜一筹。

2、佛教东传入蜀地、东西文明留光彩

东汉中后期，佛教随着商贸的发展，通过南丝路、北丝路、川峡道与河南道，从印度东传入蜀地。进入属地的佛教与本土正在兴起的道教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佛教文化。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南北各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导致人民希望从宗教中寻找寄托与心灵慰藉。佛教的今生修行、来生回报的宗旨，正是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佛教在传播过程留下的大量佛教石窟、佛教寺庙和佛像雕塑，是我们了解佛教历史与佛教艺术的宝贵遗产。

川北的广元和巴中，地处中原大地入巴蜀枢纽金牛道与米仓道上，是最先开启开窟造像之地。隋至初唐时期，广元和巴中是中原大地佛教从北方向南方川北布道的主要通道。现存的隋代佛、道造像，主要见于广元、巴中和绵阳等地。中晚唐时，因武宗灭佛、僖宗幸蜀，中原石窟一蹶不振，造像之风再次转向长江流域的巴蜀。两宋时期，川北和川西的石窟逐渐凋零，而以川中的安岳和大足为代表的石窟艺术殊荣于寰中。总体而言，广元和巴中石窟受中原造像影响较多，川中石窟兼具中原和川北风格，地方和时代特色更加明显。

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的摩崖石刻，巴中的南龛石窟，大足的大足石刻，让我们了解了佛教石窟在巴蜀的发展和石窟艺术的时代演变，同时也从佛教石窟的建造规模和难度上看到当时生产力低下情况下巨大的资源投入和工匠的工艺水平。

1）“盛唐彩雕，全国第一”的南龛石窟

位于四川巴中市的南龛石窟大佛洞，迄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是隋唐两代我国石窟艺术巅峰时期最具代表性作品，也是我国南方唐代摩崖造像的代表。在岩石壁立的252米长的南龛山腹，176龛石窟、2700余尊佛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石窟群。进入石窟群，可以看到刻有自唐以来刻有历代观音造像及“光福寺”等奏表题刻的云屏石、杜甫曾在此吟诗数日、淘洗笔砚的“杜甫洗墨池”、供奉道教始祖老君之像的“老君洞”等。令人震撼的是那些色彩斑斓的造像精巧玲珑、姿态各异，神情潇洒的佛教造像。这些造像，有释迦摩尼、阿弥陀佛与比卢遮那佛像，也有立于龛口，护守佛主的天王与力士、威武的胡人和坐在莲花上的菩萨等。南龛石窟千姿百态的佛教题材的造像，与长安、西域、及甘肃一带的佛像风格相似，是巴蜀连接中原地区及与西域往来的明证。巴中石窟是佛教在四川传播的源头，其影响则至宋代的大足石刻。

2）、石窟艺术最后的殿堂——重庆大足石刻

世界的十大佛教石窟，中国拥有6个[注10]。过去的数年间，我们分别在新疆、甘肃、河南和山西欣赏了其中的5座石窟。此行，我们有机会在重庆观赏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庆大足石刻——这个宋代时期石窟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始建于唐末北方石窟渐进绝响之际的重庆大足石刻，时间跨度为9～13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大足石刻的评价为：“这些石刻，以其极高的艺术品质和丰富多变的题材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并充分证明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唐宋时期，大足交通便利，川渝地区的川东道等都途经大足，为大足的经济繁荣和石刻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唐末之后，北方佛教一蹶不振，而蜀中政局稳定，佛教在巴蜀地区呈星火燎原之势，为石窟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土壤。如今，大足区境内的141处摩崖保留着5万余尊造像。这些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造像，生动地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流与神像世俗化的特点。

内容丰富的大足石刻博物馆，不仅展示了世界十大佛教石窟的造像，更是通过图文详细介绍了大足石刻产生的背景、不同摩崖造像的不同年代和大足石刻的精品造像。这些雕塑，历经千年，大部分保存完好，其细腻的雕刻、生动的表现、形象的造型和内容的丰富，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震撼。位于大足区宝顶山和北山的摩崖造像是面对游客开放的重点。以大、小佛湾为核心的宝顶山石刻，凿于南宋中后期。在方圆2.5公里的悬崖和古道旁，分布在三面崖壁上的31幅巨型雕像，形成一个大型摩崖造像群，将大足石刻推上顶峰。这是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70余年营建的结晶。在500多米的崖壁上，近万尊雕琢的石像，如同连环画版的题材无一重复。88米崖壁上的千手观音，千只手臂形若孔雀开屏，斑斓夺目，气势恢宏。“释迦涅槃圣迹”造像群中，右肋侧卧的释迦摩尼长达31米，意境深邃。高约7米的“华严三圣”袈裟如刀斧劈出，舒展自如。文殊手托高1.8米、重400多公斤的七重宝塔，历800余年不坠，是古代匠师成功地将建筑力学运用于艺术创作的典范。此外，很多世俗的生活场景，例如反映父母养育子女含辛茹苦艰辛历程、牧牛少年在田野放牧牵牛的雕像都在宝顶山崖壁上生动的展现。

与我们游览过的其他石窟相比，大足宝顶山石刻造像更为集中、更为世俗化，雕塑更加精美，色彩也更鲜艳，给人的印象更深刻。难怪大足石刻被誉为石窟艺术的最后殿堂。

我在参观北山的石窟造像时，不小心重重的绊倒在造像前的台阶上，膝盖磕破、裤腿划破，算是我给佛教石窟磕了个头，并留下一点小小的纪念。这次摔跤，让我在左膝半月板受伤的同时，右腿又增加了伤痛，从而加重了我行走的艰辛。

此外，我们还参观了位于川北门户广元的千佛崖和皇泽寺的摩崖造像。

3）记录汉藏友谊历史的塔公寺

从康定沿川藏公路西行，翻越折多山，我们在有氧气设备的新都桥酒店停留一晚后，第二天参观了亚拉雪山脚下的塔公寺。

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塔公寺是甘孜州著名的萨迦派（花教）寺庙。因寺庙中保存着一尊与拉萨大昭寺相同的释迦摩尼像，而被称为小大昭寺，是康巴地区藏民朝拜的重要圣地。这尊释迦摩尼像据传是进藏时经此地，模拟携往拉萨释迦牟尼像造一尊留供寺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成公主的舍利一部分放在大昭寺，一部分放在塔公寺。塔公寺中还存放着元朝国师八思巴法王用神法在石头上留下的足印和他的舍利塔。八思巴法王17岁时成为萨迦法位继承人和教主。他在任元朝国师期间，建立起元朝在西藏的机构，按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设户长、定赋役、建驿站，规范管理，使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结束了400年来西藏各教派统属不一的局面。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政权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此外，八思巴为满足忽必烈希望创建一种能译写多民族文字新字的愿望，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并按照汉文方块加以改造，拼写组成创建了41个新字母的“八思巴文”。参观塔公寺，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文成公主对汉藏友谊、八思巴对西藏归属中央政府和多民族交流的贡献。为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我们特别在文成公主和八思巴的造像和舍利前做了小视频，并小额捐款。

从塔公寺出来，我们饶有兴趣的在塔公寺草原骑马登上了塔公山，在高处观望亚拉雪山和塔公寺美景。

由觉姆寺、喇嘛寺、佛学院和藏医学院组成寺庙群的木雅大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寺庙，也是甘孜州仅次于色达的佛学圣地。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寺庙，建筑规模宏大，僧侣人数很多，且朝拜者也非常多的木雅大寺，让人们感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力。

我们在木雅大寺看到很多非常虔诚朝拜的信徒在磕头跪地礼拜，但当我问其中的一个年轻女子，拜的是谁，求的是什么时，她摇摇头说，不知道。这让我十分惊讶。

在从塔公寺到木雅大寺的途中，我们很幸运地赶上附近经学院正在举办隆重的有活佛参加的佛教仪式。人们身着正式的藏族服装，跳锅庄舞，载歌载舞。尽管下着小雨，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观看。

经询问，原来当天是藏历4月15日——释迦牟尼诞生及圆寂的日子，即藏历的萨嘎达瓦节的正月初一，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月份之一。在整个月里，藏民遵从佛陀教诲“吃斋念佛，礼敬佛菩萨、僧尼，以达到积善积德、利他利己的教导。”

3、象雄后裔迁川西、千年藏寨如仙境

四川是中国的第二大藏区，地处川、藏、青、甘、滇五省结合部的三个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核心区，也是内地连接西藏的重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汉藏的走廊。四川的两个藏族区，川北的阿坝州和川西的甘孜州。从自然景观来看，一个是以九寨沟为代表的阿坝州，另一个是以蜀王贡嘎山为代表的甘孜州。我们几年前曾去过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此行我们在甘孜州境内，游览了仿佛是异域星球的地质奇观墨石公园、塔公草原，但最令人着迷的是中国最美古村落——丹巴小金县的甲居（意为百户人家）藏寨和中路藏寨。

丹巴小金自古以来就是嘉绒藏族人的核心聚居区。据文献记载，嘉绒藏族人大多数是古象雄的后裔。公元前三世纪，象雄的一位王妃带着族人离开阿里，迁到了川西高原，建立了最早的东女国。数千年来，这里的藏民因地制宜，利用本地区的石头，用黄黏泥做粘合剂，垒石筑墙，架木为梁，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建筑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在甲居、梭坡和中路三个藏寨，我们欣赏到超乎想象的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美景。

沿大金河谷层层向上攀缘，一直延伸到卡帕玛峰脚下，甲居藏寨星罗棋布的依山散落在绿树丛中，红色的屋檐、白色的墙体建筑，呈现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我们从陡峭的盘山公路上，透过缭绕的云雾，欣赏如诗如画的藏寨壮美风光。

以古碉楼为看点的梭坡藏寨，因山体滑坡道路被封道，我们仅在河对面的山上远望，但却拍到了宏观的全景美图。始建于唐代的梭坡古碉群，明清时多达2000多座，已有千年的历史。以黄粘土和石块为主要材料的碉楼，十分坚固，历经战争和风雨剥蚀，地震的考验，至今仍凌空屹立，散发着桀骜不驯的野性气息。底部是粮仓，中间住人，顶部是用来监控合防御的古碉楼，设计的很实用。古碉楼不仅是藏族人民的居住和防御之所，也是它们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了解嘉绒藏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位于海拔2000多米墨尔多神山上的中路（意为“人和神向往的地方”）藏寨，周围是大、小金河川的河流，风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犹如世外桃源。沿山漫步在阡陌纵横的中路藏寨里，我们欣赏着从未见过的乡村美景。满眼的绿色、满园的果树、白褐相间的藏族建筑、矗立的碉楼、幽静的村庄，让人十分享受。我们推门进入到一家有碉楼的民宿院落内，年轻的女主人热情的招呼我们。坐在她家的院子里，我们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川西，居然有如此浪漫、融于自然的现代生活。遗憾的是，因为我的腿脚不好，未能爬上主人家的碉楼参观内部。在一处观景台，几个年轻的藏民坐在那里休闲，我们以为是游客。其中一位特别漂亮的藏族姑娘热情的招呼我们，请我们吃他们刚摘的甜樱桃，还给我们倒水喝。聊天得知，他们就住在对面山上的寨子里。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与藏族美女对话，让我们见识了真正的藏族丹巴美女。

我们在小金县还路过建于清代的沃日土司官寨的经楼和碉楼。据介绍，在清朝大小金川的第二次战役时，这里是战役的主战场遗址之一。由于经楼和碉楼正在修复中，还未正式开放。我们爬上经楼的梯子，在第一层阁楼上拍照留念。

4、技术进步信用高、繁华蜀都创“交子”

1000年前的1024年，商贸经济发达、技术进步的成都催生了世界上最早货币-“交子”。

地处川西平原的成都，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又因都江堰水利工程，而成为“天府之国”。及至唐代，成都更是比肩扬州的繁华都会，享有“扬一益二”[注11]的美称。两宋时期，成都的纺织、酿酒、制盐、造纸、印刷等手工业百业勃兴；锦缎绢麻等商品通过茶马互市往来不绝，商业信用高度发展，加之造纸与刻板印刷技术的改进，为“交子”纸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北宋初年，为解决交易过程中铁钱携带不便的问题，蜀地商人百姓发明了一种用于兑换铁钱的信用凭证——交子，并在探索“交子”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早期纸币发行的管理制度，使交子称为官办发行的法定纸币。1024年“交子”的诞生，早于欧洲纸币600余年，引领了后世纸币的发展，堪称人类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今年刚好是交子诞生1000年，我们此时在成都参观“交子”金融博物馆，有着特别的意义。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交子产生的原因、管理的机制、制作的流程与技术、交子之后中国货币发展的历史，内容很详实。对于世界首发货币——交子诞生1000年的如此重要的增光事件，除人民银行静悄悄的发行了交子千年纪念币外，国内似乎没有任何报道，国民基本上不知此事，交子博物馆内几乎没有几个参观者。这才应是文化自信宣传的极好内容。

5、“湖广移民填四川”、演绎巴蜀文化新乐章

我们在重庆参观了全国城市中心区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群——湖广会馆。由禹王宫、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组成的湖广会馆，是昔日“八省会馆”[注12]之一，始建于清乾隆时期，距今已有300余年，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历史和清代重庆繁华商埠历史的重要见证。“移民博物馆”的展示内容，让我们了解了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这段对后来川渝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历史。

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大量民众迁至湖广，允许“插旗见地”。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经历了长达50年的战乱，张献忠的杀戮报复、清军的围剿、吴三桂的叛乱等肆虐，伴随着自然灾害、饥荒和瘟疫，使巴蜀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敝。这时期的巴蜀残存的人口仅为50～60万，为历史最低。康熙年间，四川巡抚上书朝廷：“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清廷随后颁布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的优惠政策，包括：开垦田亩，永续为业；入川人准入籍，子女可入籍考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在此政策的鼓励下，出现了清初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百万移民运动。在移民大军中，来自鄂、湘两省的移民最多，因而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重庆是湖广移民进入巴蜀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向全川“二次移民”的中转站。大量的移民使陷于战乱的天府之国得以复兴，荒地复垦，农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大米产量激增。当外省遭遇饥荒缺粮时，巴蜀的谷仓储备成为救急。巴蜀的复兴，为“康乾盛世”准备了条件，对后来川渝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使四川成为一个移民大世界，秦文化、湘文化、楚文化、赣文化和巴蜀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演绎出巴蜀文化的新乐章。民族的融合，带来人口素质的优化；多元文化的交流，铸造包容性更强的巴蜀精神，为近代川渝人才辈出奠定了基础，也成就了今日的四川与重庆。

在雅安的上里镇，我们走进一家破落的韩姓大户人家。在空旷破旧的院落中，还保留着曾经主人家的历史照片。原来这家人就是清初从陕西移民到此的。从卖土布到卖盐茶，读书做官，传宗接代，成为上里的大户。从墙上悬挂的几张“世界韩式家族恳亲大会合影”的数百人照片看，韩氏家族的十多代人已经在海外生根开花结果了。

在我家长辈的回忆录中曾有提到，我们的祖辈即是在“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南至贵州，再移民到成都的。

请继续阅读《道通四方 川流不息（下）——游巴蜀大地 品天府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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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11个地市级城市和1个自治州，分别为：成都市、广安市、南充市、巴中市、绵阳市、德阳市 、雅安市、资阳市、内江市和甘孜州。

[注2]：32家博物馆和纪念馆分别为：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湖广会馆移民博物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三峡博物馆、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纪念馆、周公馆旧址纪念馆、大足石刻博物馆、宝箴寨陈列馆、广安市博物馆、张澜生平陈列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皇泽寺女皇文化陈列馆、晏阳初纪念馆、绵阳市博物馆、江油李白文化博物馆、绵阳两弹历程博物馆、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宝墩遗址博物馆、刘文辉庄园陈列馆、蒙顶山茶史博物馆、雅安市博物馆、甘孜州博物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四姑娘山地质博物馆、都江堰市博物馆、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院、杜甫草堂“李白与杜甫展”、范长江纪念馆、罗泉会议会址陈列馆（保路运动）。

[注3]：12个古城、古镇、古寨和村落分别为：磁器口古镇、宝箴寨、巴人石头城、阆中古城、恩阳古镇、昭化古城、夹关古镇、上里古镇、街子古镇、罗泉古镇、中路藏寨、明月村。

[注4]：3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分别为：大足石刻、都江堰、大熊猫栖息地。

[注5]：参考四川博物院展览。

[注6]：蜀布之路：任乃强著《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这条路经今天的四川、云南、域外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的商道。

[注7]：参考吴显奎主编的《四川文化简史》

[注8]：常壉《华阳国志——蜀志》

[注9]：李白故居：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中写道，李白诞生于中亚的碎叶，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

[注10]：世界十大石窟：印度阿旃陀石窟、印度埃洛拉石窟、印度埃勒凡塔石窟、阿富汗把米扬石窟、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重庆大足石刻。

[注11]：“扬一益二”，成都古称益州。扬州第一、益州第二“之意。

[注12]：八省会馆为：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浙江会馆、江南会馆、广东会馆和山西会馆。